离岸制衡战略提出者认为多极是美国的一个机遇,美国和日本将加强在南海的能力建设和协调

一、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演变

[3]陈积敏.
美国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J].《外交评论》,2009年第2期.

摘要:
为了提升这个地区的安全,美国将在2018年派遣四艘军舰常驻新加坡。这是美国1970年来,第一次有军舰常驻南海。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此举意在强化在亚洲的军事影响力,威慑中国在南中国海不断扩大的势力

…  资料图:2012年6月26日,美国海军“佩里级”导弹护卫舰FFG-48“范德格里夫特”号在南中国海海域与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两艘“村雨级”导弹驱逐舰DD101“村雨号”DD102“春雨”号,进行海上联合编队演习。  美国国防部主管亚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施大伟上周在华盛顿说,美国和日本将加强在南海的能力建设和协调。他强调,美日同盟仍然是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石。  施大伟星期五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表演讲。有人问他:“美日同盟或是日本在南中国海应当发挥什么作用?”这位国防官员说:“我总是说,美日同盟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非常重要,我说的不仅仅是东北亚,也包括东南亚和南中国海。”  他说,美国和日本不仅会加强建设南中国海周围的合作伙伴能力,而且也会加强在那个区域的协调。  他说,美国已经与东南亚的盟友一起加强在南海的能力。为了提升这个地区的安全,美国将在2018年派遣四艘军舰常驻新加坡。这是美国1970年来,第一次有军舰常驻南海。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此举意在强化在亚洲的军事影响力,威慑中国在南中国海不断扩大的势力。  施大伟的演讲主要围绕正在修订中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他说,修订后的防卫指针将使得美日能更有弹性地应对新的挑战以及扩大在全球问题上的合作。他还说,新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完全符合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部署。作为再平衡战略军事部署的一部分,美国国防部已经逐步将美国最先进的武器装备部署到了日本。  同一天,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也在CSIS发表演讲,他也强调了美日同盟对亚太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高村正彦在演讲中着重解释日本为什么要修改宪法解释。他说,原先的宪法解释已经不符合日本目前所面临的战略环境:比如朝鲜的导弹和核能力、中国正在增长的军力等等。  他说,从1972年日中建交到1990年代,日本与中国关系非常密切。但是,他说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中国的民族主义在上升,正是在这个时候,历史成了两国的问题。  高村正彦还批评中国在增强军备方面“不透明”以及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的军事动作。这位曾经担任过外相和防卫相的自民党官员说,中国的这些动作破坏了亚洲的平衡,美国向亚洲再平衡,美国的朋友也需要平衡。  高村正彦还提及安倍晋三首相4月下旬访美的意义,称这次访问将“向国内外展示朝着新层次发展的日美同盟”。

国际政治 America’s Offshore Balancing Strategy in Asia Pacific Region:
Theoretical Contents and Its Practice
孔小惠,女,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台湾研究所博士后,国际关系专业博士,主要从事美国安全战略与台湾问题研究。

冷战后,出于美国实力相对衰落、新兴大国崛起及亚太地区地缘环境变化等现实因素,美国在亚太地区所推行的是一些现实主义学派学者力推的“离岸制衡”战略。离岸制衡战略具有理论假定、政策内涵、战略优势和操作方式等丰富的理论涵义。在离岸制衡战略指导下,冷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采用联盟政策。美日同盟作为美国亚太联盟的核心,得到了巩固和加强。
美国/亚太地区/离岸制衡/美日同盟
有关冷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选择,美国政界和学界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与提议,常见的有霸权战略、选择性干预战略及合作安全战略等等。但出于冷战后美国实力相对衰落、新兴大国崛起及亚太地区地缘环境变化等现实因素,美国在亚太地区所推行的是一些现实主义学派学者力推的“离岸制衡”战略。正如美国安全问题专家斯奈德(Jack
Snyder)所指出的,“离岸制衡是一种美国当前正在亚洲实践着的战略,如美国保持与日本的联盟。美国运用自身的海空力量补充这些国家和地区自我防御能力的有限性,但避免过度地卷入到亚洲大陆,使得美国能够成为亚洲的离岸平衡力量。这是一种更加聪明的维护东亚局势稳定的战略。”①
长期以来,美国许多地缘政治家都希望美国“通过保持亚洲稳定的均势确保亚洲和平”。②斯皮克曼认为在权力政治主导的世界上,新世界秩序和旧世界秩序不会有太大不同,国际社会将继续以相同模式来运行,“因此美国的战略利益将继续要求它在欧洲和亚洲维持某种均势,这不仅是美国在二战中的目标,而且是美国战后应追求的目标。”③基辛格在其著作《大外交》中极力建议美国在亚洲地区推行均势战略:“美国有能力扮演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维持欧洲均势的角色。亚太地区的稳定,其可夸耀的繁荣之支撑,都不是自然定律,而是均势的结果,在后冷战世界此一均势越发需要仔细精心的照料。”④
当代离岸制衡战略的倡导者主要有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iersheimer)和泰德·加伦·卡朋特(Carpenter
Ted Galen)等人。
离岸制衡战略的核心在于减少美国的国际义务,在世界其他地区通过与区域内大国结盟以防止一个地区霸权的出现,仅当出现敌对霸权大国时美国再直接插手以重塑地区均势,从而降低美国卷入大国冲突的风险,将更多的政府力量集中于解决国内挑战。
离岸制衡战略的提出,经过了学者们深刻的理论考虑和现实论证。离岸制衡战略的理论涵义包括理论假定、政策内涵、战略优势和操作方式等方面的内容。
一、离岸制衡战略的理论假定
作为当前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国际战略往往被称为“霸权战略”,防止和应该竞争对手崛起对其世界霸主地区的挑战是美国国际战略的主要考虑。冷战后,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大国之间实力分配的发展变化,美国的霸权战略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关注上升,但该地区的多极化趋势最为明显,美国的霸权战略更是难以为继。离岸制衡战略的提出建立在以下理论假定之上:
首先,当今世界正朝向多极化的趋势发展,亚太地区的多极化趋势更为明显。在“单极幻想:为什么新兴大国会崛起”一文中,莱恩从系统的约束、不同的经济增长率以及无政府状态带来制衡和相似性的后果等方面详细地论述了为什么单极将让位于多极,并以历史现实论证了他的观点。在1648-1714年的法国霸权时期和1860-1910年的英国霸权时期具有单极体系的特征。但这两段历史表明,单极体系会因为新兴大国的崛起而转化为两极或多极体系,同时伴随着大国争夺的巨大风险。⑤他指出,“美国必须调整以适应新兴大国的出现,这是不可避免的。”⑥同时,莱恩认为,离岸制衡战略提出者认为多极是美国的一个机遇,而并非威胁。在多极世界里,其他国家会对潜在的霸权国进行制衡。
基辛格认为,21世纪将有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五、六个大国发挥作用,美国的优势地位将因此下降。他认为均势战略适用于冷战后的亚洲:“亚洲主要国家彼此的关系具有许多十九世纪欧洲均势体系下的特征。其中之一若是实力大增,几乎必然引起其他国家的抵制。”⑦他说,“1821年,约翰·昆西·亚当斯奉劝美国人不要妄想‘跨海平魔’时,他一定想象不到后冷战时期会有那么多、那么强大的恶徒存在。不是每个恶魔美国都能对抗,若是单凭美国之力更是力有未逮。”⑧
其次,在多极世界里,维持美国霸权的战略是不可行的。离岸制衡取决于这样的假定:“试图维持美国霸权是自我毁灭的,因为这将引发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对抗美国,导致美国相对实力的无谓消耗,比遵从多极格局更糟。”⑨
在亚太地区,维持霸权的战略更为不可行。随着亚太地区格局的多极化,美国在亚太地区实行霸权战略将变得越来越困难。亚太地区是新兴大国最多的地区,中俄无论在面积上还是在人口上都是巨型国家,而且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核大国,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强国。
同时,美国与亚洲大陆之间的水域和遥远距离加大了美国在该地区推行霸权战略的困难。米尔斯海默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获得全球霸权,一个大国所能追求的理想地位是地区霸权。除了无法取得核垄断之外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巨大水体构成的阻遏力量极大地限制了大国的权势投射能力,使一个大国只能征服邻近的地区或从陆路容易到达的地区。米尔斯海默认为,巨大水体是难以逾越的障碍,它们给进攻性军队造成了巨大的权力投射问题。
威廉·福克斯(William
Fox)曾指出:“一个超级大国在其所在区域以外的地区只是一个传统的大国,而与此同时,地区力量在其所在的地域内享有大国地位,因为它们在所在地域内力量冲突方面的利益核影响力是巨大的。”⑩肯尼斯·鲍德丁(Kenneth
Boulding)也指出:“力量逐渐递减的规律侵蚀了强国在遥远地区的能力,而这有利于均衡。”针对这些情况,卡朋特·泰德·加伦提出这样的反问:“难道美国真的可以统治一个离它本土遥遥万里的地区——一个有巨大的人口优势和经济影响力快速发展的地区吗?”因此,美国不应当徒劳地去维持它的霸权地位,而应当在亚太地区重新调整政策以适应亚太地区多极化的形势。事实上,小布什政府也是这样做的,“不是按照新保守主义的设计去延长美国的统治地位,华盛顿实际上在通过鼓励亚洲友好伙伴的兴起以帮助安排未来的多极秩序扩散其优势地位。”
其次,在多极世界里,其他国家会主动制衡潜在勒权国。在一个多极世界里,美国确信有效的平衡最终会产生,因为为了确保它们的生存,其他国家具备制衡位置相邻国家的动机,而且大国不会“跟着强者走”——也就是,它们不会与危险的潜在的霸权国结盟。
最后,美国的岛国位置使得它有广泛的战略选择,能够独立与国际安全竞争之外。离岸制衡战略明确地考虑地理对大战略的影响,相比在本土附近直接面对对手的国家来说,岛国不那么容易受不稳定带来的影响。因此,美国能够有效地孤立自己,免于遭受权力转移引起的未来大国战争。由于地理的连锁效应、核武器(它提升了岛国的战略优势),以及巨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美国能避免承受直接的袭击。
二、离岸制衡战略的政策内涵
离岸制衡战略有两个决定性的目标:减少美国卷入未来大国战争的危险,和提升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权力。为达到这两项目标,美国应该采取如下战略政策:
第一,对于国际义务,美国应当用负担转嫁的理念取代负担分享的理念。出于当今世界是多极的现实条件和美国是岛屿大国的地缘优势,美国可以采取推卸责任的方式以转嫁负担。离岸制衡战略认为,在一个多极世界里,其他国家会制衡潜在的霸权国,美国有优势把这种责任转移到其他国家身上。由于其岛国位置,美国能够独立于其他国家的安全竞争之外,采取“袖手旁观”和“推卸责任”的行为,因此迫使其他的国家承担反霸的危险和费用。
莱恩主张减免美国在动荡区域如海湾/中东、东南欧的安全责任,让日本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他明确地说明了离岸制衡战略如何运用于东亚:“在东亚,中国和日本都在崛起,美国面临着多个对手的困境。离岸制衡是针对一个岛屿大国在同一地区面对两个潜在竞争对手的传统大战略反应。作为一个离岸平衡者,美国应当通过让中国和日本互相竞争、互相平衡以及互相遏制以增加它对抗中国和日本的相对实力。”
第二,离岸制衡战略以推卸责任为首选,但不排除采取干预的手段以抵制地区霸权挑战者的出现。离岸制衡把美国的利益限制为保护美国的国土完整和阻止欧亚大陆霸权的崛起。因此,当利益受损时,美国应当采取干预的政策。
对于地区新兴大国的崛起,作为离岸平衡手,美国应在“制衡”和“推卸责任”的政策中做出选择,在不损害自身利益时,把抗衡潜在霸权的责任分担给其他大国,但当这种方法失效时,美国便用其军事力量去消除威胁,并在该地区重塑均势以使自己收兵。
罗波特·阿特(Robert J.
Art)指出,离岸制衡战略的最大特点是“采取核战争以外的方式来对抗霸权崛起”。为对抗霸权崛起,离岸制衡以战争干预作为最后的保留手段。离岸平衡战略的支持者认为,如果这样一个霸权在欧亚大陆通过战争或其他方式崛起的话,它将会利用其所控制的庞大资源对美国构成严重的军事威胁;要么在武器开支上超过美国并发动其国家对美国实施政治——军事恫吓,要么会动用其庞大力量进攻美国或西半球地区。离岸平衡战略的支持者认为,如果一个潜在的霸权国家初露端倪,为了消除上述两种形式的威胁,美国必须准备重返欧亚大陆并采取包括发动战争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对该国进行遏制或将其国力削弱到适当的水平。
米尔斯海默更明确地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美国作为一个离岸平衡手,只有当欧洲和东北亚存在一个本地区的邻国无法进行遏制的潜在的霸权国时,美国才在那里派兵。”美国采取“推卸责任”的战略让其他国家承担遏制的负担或与挑战国进行斗争,直到它不再能安全进行这样的行为。“如果这种现实主义的行为模式不发生很大的改变的话,美国未来对欧洲和东北亚的军事义务可以采取两面下注,要看出现在这两个地区的潜在霸权国是否要在美国的帮助下才能进行遏制。”
第三,美国应当发展强大的军事力量,维持快速的军事投放能力。“离岸平衡战略会投入更多的金钱来维持一支高科技的、可以迅速动员起来的军事力量,如果有必要,可迅速把它投送到欧亚大陆。”强大军事力量是必须的,特别是强大的海军力量,“离岸平衡战略由于有着干预欧亚大陆的潜在需要,因而主张维持一支更强大的军事力量,特别是一支更庞大的海军。”
三、离岸制衡战略的优势
在倡导离岸制衡战略的这些学者看来,采取离岸制衡战略,有若干明显的战略优势:
第一,通过大国间的制衡,可以增强美国的相对实力。多极体系中的制衡将带来大国实力的消耗,而美国的岛国位置使得它能够避免这一点。离岸制衡战略通过利用美国地缘战略的优势地位来扩大美国的相对实力。如果美国采取离岸制衡战略,东亚和欧洲肯定会产生安全竞赛。美国将是多极体系中大国对抗的主要受益国。非岛国总是要担心周边国家带来的威胁,历史上这个因素增加了岛国的相对实力地位。因为,非岛国被迫把它们经济资源的一大部分投入到国家安全之中。相反,岛国可以更少地投入防御而更多地投入经济增长。通过离岸制衡战略,美国可以无需直接面对对手而增加它的相对实力。当他们的竞争国加入安全竞赛和冲突之中时,处于局外的大国肯定将赢得相对实力的增加。
第二,离岸制衡战略使得美国有灵活的战略选择,可以使它免受联盟义务的束缚。在多极体系中,岛国相比地理位置不佳的大国有更宽泛的战略选择。因为它们与其他国家的战略依赖性低,他们能够避免卷入联盟义务中,并且不需要担心被实际或潜在的盟友抛弃。离岸大国也有远离大国战争的选择或者通过限制它们的参与程度——这种选择不适用于邻国就是对手的国家。作为一个多极世界中的岛国,美国保持战略上的自由:尽管它可能需要加入暂时的联盟,但它将脱离永久的联盟关系。由于它的大国位置和实力地位,美国几乎不需要加入外部的平衡。国际平衡总是比外部平衡更可取是因为联盟义务在战略上受束缚。一个像美国这样的大国很少需要服从这种战略束缚。
第三,制衡战略能产生一定的威慑效果,带来和平与稳定。离岸战略的实施,意味着潜在霸权国的挑战行为将付出高昂的代价。2001年美国《四年防务报告》指出,美国国防战略强调在关键地理区域保持有利的军事平衡。通过保持平衡,“潜在敌对国如果决定军备竞赛的话,将产生巨大的代价”,同时,“潜在敌对国能够清楚地明白对侵害美国利益的敌对行为是远远得不偿失的。”
四、离岸制衡战略的操作方式及相关联盟理论
建立联盟是离岸制衡战略的最重要操作方式。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指出了均势与联盟的关系,认为联盟是维护国家或国家集团间均势或权力均衡分配的有效工具,“在多国体系内,联盟必然具有平衡权力的功能”。他指出,两国之间均势的建立有三种选择。其一,它们可以增加自己的权力。其二,它们可以把其他国家的权力添加在自己的权力上。最后,它们可以阻止其他国家的权力附加到对手的权力上。当它们作出头一种选择时,它们进行军备竞赛,当它们作出第二和第三种选择时,便执行联盟政策。
基辛格指出,均势是政治家外交政策的结果,它不会自发地形成。而造就和维持均势取决于国际警觉、审慎求实的灵活外交、可变的联盟组合、居间制衡、干涉、互惠补偿和必要的有限战争。其中,联盟政策是离岸制衡战略的主要操作方式。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以肯尼斯·沃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兴起,联盟理论也得到了新的发展。在新现实主义联盟理论中,斯蒂芬·沃尔特的“威胁平衡论”最有影响。斯蒂芬·沃尔特的“威胁平衡论”认为国家结盟,是“对威胁做出反应”。沃尔特从四个方面来考察威胁:1.综合实力。它是一个国家资源的总和,包括人口、工业和军事能力、技术水平等等。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一国的综合实力愈强,它所构成的潜在威胁就愈大;2.地缘的毗邻性。由于军事投放能力随着距离的增加而递减,因而邻国对本国的威胁常常要大于那些遥远的国家;3.进攻实力。一国的进攻能力与综合实力有一定的关系,但两者并非等同,中间存在一个转化问题。在其他条件等同的情况下,一国的进攻能力愈强,威胁愈大;4.进攻意图。即使一国的权力并非很大,但只要被认为极具侵略性或侵略意图,仍可能会促使他国的警觉和制衡。总之,沃尔特指出国家并不一定会单纯针对体系内其他国家的权力消长而改变其对外政策,必须视其他国家所表现出的意图与行为而定;如果新的区域强国具有挑战体系既得利益国家的威胁,则相关国家会针对这些威胁采取权力平衡或积极围堵政策,以防范秩序与稳定的改变。换言之,国家的制衡行为并不是单纯针对体系中实力最强的国家,而是对自己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如果制衡是主要的趋势,那么具有威胁性的国家将激起其他国家结盟予以对抗,现状国家会对威胁看得比较严重。
运用沃尔特的“威胁平衡论”考察美国亚太战略的实施,很容易就可以理解美国亚太同盟体系在冷战后没有得到解散反而得到加强。冷战后,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认为中国是对其亚太领导地位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因此,中国是美国亚太同盟体系针对的主要目标,“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安全合作背后具有多种动机,然而,其核心动力是创建安全结构以防止或吓阻中国通过遏制外交扩大其地区影响力”。
五、离岸制衡战略指导下的美日同盟
根据离岸制衡战略的设计,美国将利用美日同盟机制,支持日本发挥更大的地区安全作用来防止任何一个亚太国家成为地区霸主。美国视美日同盟为其亚太安全战略的基石。1995年和1998年美国《东亚战略报告》都强调和重申了这一点。《普林斯顿计划最终报告》指出:“美国应当继续把美日同盟当作美国东亚战略的基石。”约瑟夫·奈认为:“联盟能够并应当在美国的亚洲战略中保持中心地位。”日本的地缘战略位置具有重要的意义,是美国的理想战略基地。日本地处西北太平洋,紧靠亚洲大陆,与亚太安全结构中的重要国家中国、俄罗斯十分接近,周围有朝鲜海峡、宗谷海峡等重要战略通道分布。日本的领土面积虽不大,但南北延伸很长,北部紧贴俄罗斯的撒哈林岛、千岛群岛,南端与中国的台湾岛相邻。日本的这种地缘战略位置,使它成为美国实施前沿战略部署的理想基地。
冷战结束之初到1994年,随着苏联的解体,曾以遏制苏联为主要目标的美日同盟处于一种“漂流”状态。但这种短暂的“漂流”的状态很快得到了调整,美日同盟关系被重新定义。1995年的东亚战略报告强调要维持和加强安全盟友关系。这份报告重新说明了美国亚洲安全联盟的中心地位。在东亚部署10万军力,要求增加日本和美国的安全合作和TMD的共同研究。
1996年4月17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和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东京签署《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和《面向21世纪的挑战——日美首脑致两国国民书》两项文件。“联合宣言”的主要内容是:第一,重申日美安保条约是“亚太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基础”,紧密的防卫合作是“日美同盟的核心”。第二,美国将继续对日本的安全防务负责,在亚太继续维持10万人(包括驻日军的4.7万人)的兵力,并维持驻日美军基地。第三,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卫合作研究,“日本周边地区发生的事态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产生重要影响时,两国将进行磋商与合作”。另一项文件则表明,两国将努力解决业已存在的经济问题,美国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日美这两个“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将作为盟国和伙伴进入21世纪。“联合宣言”不仅肯定了日美安保体制存在的理由,而且扩大了日美安全条约使用范围,其主要的变化的是:美日的防卫范围大大拓宽,由过去的日本和远东地区扩展到整个亚太地区。
1997年9月23日日美签订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新指针规定,日本周边出现紧急事态时,自卫队对美提供合作与支持,包括扫雷、监察、搜集情报、营救、补给以及船只检查以执行联合国的禁令等。这样大大扩展了日本军事力量在日本周围地区的活动范围和方式。日本在安保体制中由过去美国单方面充当日本安全的保护神,转变为日本作为美国亚太地区安全的伙伴,在安保体制中与美国共同发挥作用。1999年春,日本国会众参议两院通过了这一新《指针》的3个相关法案。“‘日本周边事态’这一概念,并不是地理意义上的,而是随情况而定。”这实际上为今后在亚太地区发生任何军事行动时日美的相互配合提供了基础。2000年12月,日本安全保障会议和内阁会议共同决定的《2001年度—2005年度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提出,日本的防卫费用总额在2001年度至2005年度内将达到22.16亿日元的规模,并主要从改编自卫队体制、更新装备、提高自卫队的快速反应能力及与美军联合作战能力等3个方面来加强防卫力量的建设。
小布什政府积极支持加强与日本的安全联系,把美日联盟带进了一个全新的阶段。2000年,美国推出“阿米蒂奇报告”——《美国和日本:共建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对美日同盟关系的重塑提出了7点建议:1.美国应该明确“对包括钓鱼岛在内的日本防卫有责任和义务”,日本也应该成为对等性(负有保护美国的责任和义务)的同盟国;2.为使安全保障条约发挥切实的机能,日本应该沿着新《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确定的方向完善国内的相关法制;3.必须密切加强美日军队的具体合作,是之能够共同对付国际恐怖主义和国际犯罪;4.日本现行的国际维和法限制太多,日本应该取消这样的限制;5.以维持应对危机能力为先决条件,尽可能地削减包括冲绳在内的驻日美军基地;6.美国应该优先向日本提供与防卫相关的技术,鼓励美日防卫产业建立战略性合作关系;7.推进弹道导弹防御的有关合作。其主导思想是美日由“负担的共同分担”向“权力的共同分享”转换。
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再次强调了美日同盟的重要性,指出“联盟与多边机构能够增加爱好自由的民族之力量。……没有盟国和朋友的持续合作,美国所做的事情不可能具有持久的效果。”
2005年10月,美日在“2+2”会议上达成“中间报告”,其要点有:加强两军司令部的联系;在空中防御、弹道导弹防御、反恐等方面加强合作;对突发事件加强合作;设立共同使用协调机制;美日军事指挥和作战系统将进一步实现一体化等内容。2006年5月1日美日敲定的“整编实施路线图”的有关规定使美日军事一体化再次得到加强,其中包括的主要内容有:2006年夏天,美军将选择日本航空自卫队位于青森县的军力分屯基地配备可对弹道导弹进行早期预警的X波段雷达,美日将共享日本周边的防空情报和X波段雷达发现的情报;2007年制定日美共同训练计划,美军训练可使用日本的军事基地,在“有事”时可使用日本民用机场;2008年,美国第一军团的司令部将从美国本土移到日本神奈川县美军座间基地;2010年,日本航空自卫队总队司令部及有关部队移至美军位于东京的横田基地,并设立美国空军和日本航空自卫队的“共同运用调整所”;2010年,在座间设立日本陆上自卫对中央应急部队司令部。
重新定义美日关系实际上加强了美国对日本的控制,使日本牢固地成为美国推行其亚太战略的重要基地,成为“美国力量在地缘政治中的延伸”。
六、余论
除加强美日同盟外,美国还编织日、韩、澳“亚洲小北约”军事网,试图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以美日安保为核心、包括澳大利亚和韩国等国在内的从属于北约的“小北约”。亚洲“小北约”对我国安全环境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学者郑永年指出,“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莫过于正在形成中的亚洲版‘北约’”。“亚洲版‘北约’的直接目标就是中国,或者要‘围堵’中国的崛起,或者要‘平衡’中国军事现代化所产生的外在影响力。”
针对美国亚太离岸制衡战略指导下的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亚太同盟体系给中国安全环境带来的威胁,中国除了要加速自身的发展、增强国家综合国力外,还应继续积极推动亚太地区的合作安全。合作安全是当前亚太各国普遍接受的概念,这种多边安全的机制在该地区也得到了较大发展,如东盟地区论坛、亚太安全大会、上海合作组织、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东北亚合作对话会等。中美两国是亚太地区大国,不仅在亚太地区有共同的安全利益,而且对亚太地区的安全与和平负有重要的责任。因此,中国今后一方面要继续推动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另一方面应支持美国及其他亚太国家参与合作安全的建设,以消除美国等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改善中国周边安全环境。
①《在大战略选择上,美国陷入迷思》,来源:.
②[美]理查德·伯恩斯坦、罗斯·芒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隋丽君、张胜平、任美芬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171页。
③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12页。
④[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798页。
⑤详见ChristopherLayne,TheUnipolarIllusion:WhyNewGreatPowersWillRise,InternationalSecurity,Vol.17,No.4(Spring1993),pp.5-51.
⑥ChristopherLeyne,TheUnipolarIllusion:WhyNewGreatPowersWillRise,InternationalSecurity,Vol.17,No.4(Spring1993),p.46.
⑦[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798页。
⑧[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804页。
⑨ChristopherLayne,OffshoreBalancingRevisited,TheWashingtonQuarterly,Spring2002,p.245.
⑩转引自RobertS.Ross,TheGeographyofthePeace:EastAsiaintheTwentyfirstCentury,InternationalSecurity,Vol.23,No.4(Spring1999),p.83.
RobertS.Ross,TheGeographyofthePeace:EastAsiaintheTwentyfirstCentury,InternationalSecurity,Vol.23,No.4(Spring1999),p.83.
CarpenterTedGalen,”Washington’sSmotheringStrategy:AmericanInterestsinEastAsia”,来源:.
DanielTwinning,AmericaisPursuingaGrandDesigninAsia,FinancialTimes,September2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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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美国与东亚之间隔着太平洋,而且它的邻国都是弱国,所以美国是一个“大陆规模的岛国”(”insularpowerofcontinentalsize”),可参见Robert.S.Ross,TheGeographyofthePeace:EastAsiaintheTwenty-firstCentury,InternationalSecurity,Vol.23,No.4(Spring1999),p.94.
ChristopherLayne,FromPreponderancetoOffshoreBalancing:America’sFutureGrandStrategy,InternationalSecurity,Vol.22,No.1(Summer1997),p.87.
ChristopherLayne,FromPreponderancetoOffshoreBalancing:America’sFutureGrandStrategy,InternationalSecurity,Vol.22,No.1(Summer1997),p.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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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罗伯特·阿特:《美国大战略》,郭树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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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政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页。
郑永年:《中国当理性回应亚洲版“北约”》,《联合早报》,2007-3-27。

  今年以来,东亚地区安全局势出现了一系列新形势和新特点。地区安全格局出现了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前所未有的“大调整”,东亚区域安全构造的转型进入了加速期。

美国企业研究所日本部负责人迈克尔·奥斯林认为,亚太地区目前面临的最大风险是混乱加剧带来的威胁。美日同盟管控风险的最佳途径是在亚洲创建一个新的自由民主国家共同体并建构一个合作性的安全体系。以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为基础,与该地区的众多伙伴国合作,同盟就有能力阻止亚洲安全形势的持续恶化。增加在南海或朝鲜问题上的联合行动可能在近期会产生风险,但只有改变当今的趋势,亚太地区才有望在未来保持和平。

美国总统奥巴马2011年11月在自己的老家夏威夷抓住主办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的机遇高调亮出“转向亚洲”战略。美政府开始从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撤出,同时寻求外交政策新亮点。奥巴马团队执政以来,美国政府在“巧实力”的概念下调整了战略选择,决定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在2012年6月3日闭幕的本年度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防长帕内塔提出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指出美国将在2020年前向亚太地区转移一批海军战舰,届时将60%的美国战舰部署在太平洋。2014年4月2日-4月3日,“美国-东盟防务论坛”在夏威夷召开,美国首度以东道主身份主办美国与东盟之间的部长级非正式会议。会后,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将启程访问日本、中国、蒙古国,奥巴马4月下旬将出访亚洲。美领导人出发前在家门口“挽”住东盟“秀”姿态,实质是重申其战略重心不变。哈格尔在此次论坛中反复强调,希望向与会东盟防长及代表重申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承诺”,美方期待将这一论坛活动“常规化”,释放出“亚太再平衡”将会延续的信号。本质上讲,再平衡不是什么新概念,它依然是在利用中国周边个别国家对中国发展的疑虑,来加固美国的战略地位。“亚太再平衡战略”被视为是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进一步充实。

责任编辑:丽萍

  其次,中国和主要大国的战略竞争开始明显扩展到海军力量、海洋影响力以及海洋势力范围等一系列的新问题。无论是南中国海问题、黄海军演争议还是中日东海及钓鱼岛冲突,海洋问题争议背后的实质关注点不仅是领土、资源的竞争,更是对未来以海上实力、海洋权利、海军建设为代表的远距离力量投送能力的关注。中国海军力量建设和战略走向成了大国竞争的重要因素之一。甚至有人危言耸听地认为,东亚已经开始进入新的海上势力范围划分的地缘战略竞争时代。

最后,运输能源的海上交通线更具地缘战略重要性,海上安全问题凸显。日美两国在航行自由、确保海上交通运输线安全等问题上拥有共同利益,因此需要强化同盟关系。这一问题不仅威胁到实际的安全局势,而且提出一个基本问题,即谁将负责维护二战后建立的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民主秩序。

建立联盟是“离岸制衡”战略的最重要操作方式。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指出了均势与联盟的关系,认为联盟是维护国家或国家集团间均势或权力均衡分配的有效工具,“在多国体系内,联盟必然具有平衡权力的功能”。他出,两国之间均势的建立有三种选择。其一,它们可以增加自己的权力。其二,它们可以把其他国家的权力添加在自己的权力上。最后,它们可以阻止其他国家的权力附加到对手的权力上。当它们作出头一种选择时,它们进行军备竞赛,当它们作出第二和第三种选择时,便执行联盟政策。

  东亚安全局势出现上述战略性、甚至历史性变化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客观原因来说,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地区权力和财富结构的变化、即“权力变更”是最主要的原因。地区中小国家对中国政策动向的防范和警惕明显提高,不仅为美国
“重返亚洲战略”提供了外交和战略空间,也为区域内部分国家针对中国的安全政策调整带来了需求。

美国在亚太的战略涉及到维持地区权力均势的承诺,因此,美国制定政策的战略目标不应该是遏制中国,而是鼓励中国在管理和维持国际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要求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做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而又不给其行使领导权的空间是不现实的。东京和华盛顿拒绝加入亚投行是缺乏远见的、不明智的。对日本、美国和东亚其他国家而言,管理与中国的关系并避免发生冲突是决定未来东亚国际关系走向的一大挑战。

(一)、加强顶层设计,做好中美战略均势到来的准备

  后冷战时代,东亚安全架构是一个强化美国主导地位、兼容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保持地区热点问题现状的发展模式。然而,近10年东亚随着全球政治与经济形势的变迁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印韩等国持续的经济崛起,全球经济权力的重心正在向东亚转移。地区安全的结构性调整成为大势所趋,这一调整的核心,是在东亚日益成为全球经济“权力场”后,各主要大国如何来重新规划在东亚的战略利益。

其次,朝鲜于今年初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并在一个月后发射远程火箭,对东北亚的安全局势构成严峻威胁。

(三)、“印太之弧”战略

  笔者认为,把握好东亚安全战略局势的未来趋势、化解这一波东亚区域安全格局重组进程中的被动局面,说到底,是要继续重视、稳定和推进中美关系的发展。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战略基本成型,其核心既是为了多方面利用地区政治中的“中国因素”、巩固美国在亚洲政治和经济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又是“探寻”有效的新方法来对付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扩大,避免中国“排挤”美国。目前美国“重返东亚战略”同区域内国家进行的防卫与外交政策调整“高度共鸣”。2010年中美关系的紧张与美国东亚外交“侧重区域”、而不是“侧重中国”的姿态调整有着重要联系。这一结果也必然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挑战。▲
(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日美需要在东亚保持权力均势,但要避免加剧安全困境。华盛顿领导层需要明白不是国力衰落或缺少足够的意愿阻止了美国重新获得主导地位。而是东亚出现了一个新的多极体系,需要新的战略思维建构这一体系以确保地区的和平与繁荣。

一、 引言

  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权力变更”首先不是政策和战略上的变化,而是微妙复杂的心态、知觉和认知上的变化。中国周边大部分中小国家,如日本、韩国和部分东盟国家担心中国崛起之后会实行扩张性政策,开始转而通过加强与美国的军事与防务合作和增加自己的军费和防务开支,来牵制和防范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因素”反而在心理和观念上更容易接受,“中国因素”却常常缺乏“亲近感”和“不确定性”,而在后冷战时代上升为了地区安全最主要的防范对象。

此外,因为技术更加先进,力量可以投送到更远的地方,所以导弹防御、弹性作战能力、离岸作战能力更加重要。

[7]吴征宇.
离岸制衡与选择性干预-对二战后美国大战略的理论思考[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0期.

  (《环球时报》2010年12月24日 第14版)

美海军作战部长拉夫黑德认为最重要的优先事项是加强海权意识,应投资建立一些共同的作战系统,加强水下区域意识并保持主导地位是关键,强调水下作战系统的重要性。

(四)、努力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朱 锋

二、美日同盟的新角色、新使命、新动向

新型大国关系是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特征的大国关系,是崛起国和既成大国之间处理冲突和矛盾的新方式。2012年5月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双方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主题,这一概念被高调推出。中国领导人多次提到修昔底德陷阱(哈佛研究团队发现,从1500年到现在为止,先后出现了16次新兴大国与老牌帝国之间的竞争,其中12次发生战争,只有4次没有发生战争)。今天我们怎样避免中美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甚至战争?这是中国外交上最重要的任务。现如今的中美关系,好不到哪里去,也坏不到哪里去,无论是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还是日益凸显的中美贸易冲突,都不会真正的将中美引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境地,所要努力的方向仍然是将分歧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中国的和平崛起营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第四、围绕着“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所发生的朝韩对峙已经使得半岛局势急剧恶化,迟迟无法得以解决的朝核危机再度爆发,解决朝核问题的多边外交进程空前低迷。如果半岛局势无法得以有效的控制,不仅朝韩将爆发战火,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甚至围绕着半岛局势问题可能出现新的分裂。一旦朝鲜半岛再度出现局部军事摩擦,即便不是全面战争,日本也很可能借机大规模重振军备,美日韩军事同盟甚至将迅速出现“多边化”的发展趋势。

本文根据2016年3月7日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召开的“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日美同盟新议程”和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3月4日召开的“美日同盟与亚太地区的海上安全”两个会议资料整理而成。

针对美国亚太离岸制衡战略指导下的制衡给中国安全环境带来的威胁,中国除了要加速自身的发展、增强国家综合国力外,还应继续积极推动亚太地区的合作安全。合作安全是当前亚太各国普遍接受的概念,这种多边安全的机制在该地区也得到了较大发展,如东盟地区论坛(ARF)、亚太安全大会(香格里拉对话)、上海合作组织、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东北亚合作对话会等。双边关系是两个国家关系的晴雨表,中国也应该在双边关系中下大手笔,突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国和伙伴国,使其制衡难以形成合力。中美两国是亚太地区大国,不仅在亚太地区有共同的安全利益,而且对亚太地区的安全与和平负有重要的责任。因此,中国今后一方面要继续推动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另一方面应支持美国及其他亚太国家参与合作安全的建设,以消除美国等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改善中国周边安全环境。

  从主观角度来说,我们自身缺乏客观、清晰与连贯的外交战略,是当前导致中国在区域安全格局中面临被动局面的根本原因。我们对不断变化的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智力储备、心态的准备和政策更新都不足。其次,中国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上升,在学术界和政策界助长了盲目乐观主义。不少人简单地认为中国GDP第二,就是中国在世界权力结构中的地位“第二”、影响力第二和大国地位第二,这种认识既误导公共舆论、更误导政策辩论。第三、我们对于中国周边安全局势的微妙变化与动态发展,缺乏及时和敏锐的跟踪与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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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离岸制衡”战略的倡导者主要还有克里斯托弗 ·莱思(Christopher
Layne)、和泰德·加伦·卡朋特(Carpenter Ted
Galen)等人。“离岸制衡”战略的核心在于减少美国的国际义务,在世界其他地区通过与区域内大国结盟以防止一个地区霸权的出现,仅当出现敌对霸权大国时美国再直接插手以重塑地区均势,从而降低美国卷人大国冲突的风险,将更多的政府力量集中于解决国内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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